《行政复议法》的这一规定应当予以相应修改和完善。

( Bruce C． Hafen，Individualism and Autonomy in Family Law: The Waning of Belonging，1991 BYU L． REV． 2． )[51]［美］凯瑟琳·西格堡: 家庭法宪法化中的问题。[58] 第二，在州层面，如前所述，随着州法院判决承认同性婚姻，一些州的宪法开始加入婚姻修正案，无论修正案的内容如何，都表明各州宪法介入家庭法的趋势在加强。

[4]［美］威廉·艾斯克里芝: 2020 年美国婚姻法: 一个自由的视角。[51](三)进退失据———同性婚姻合法性的宪法困扰美国法院一直强调婚姻和家庭在社会中的价值。但婚姻是否仅限于异性之间一直是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 21 世纪家庭法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另外，非婚生育在我国也会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我国婚姻法关注更多的是未婚生父的义务，而其权利为何则未有涉及。道格拉斯大法官也指出： 我们这里所面对的隐私权存在于权利法案诞生之前，比我们的政党制度还要早，比我们的学校制度也要早。

禁止代孕是否侵犯那些不能生育的女性的权利？ 代孕者是否享有母亲的权利？ 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仅从家庭法角度研究，它需要从宪法上基本人权的角度来理解。[12]［美］林恩·沃德尔: 通过联邦主义的制度化婚姻改革。行政争议的含义比行政行为更宽泛，可以适应扩大行政诉讼范围的趋势。

《行政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标准，关于地域管辖一般标准的规定，关于不动产案件的管辖标准，以及关于共同管辖、裁定管辖的标准，都不同程度地沿袭了民事诉讼管辖的规定。因为法律无论列举出多少可以受理的案件，总会遗漏，所以用这种方法规定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难免出现挂一漏万的问题。其次是不同的期限规则所体现的期限内涵和法治意义冲突。（3）我国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也使得行政诉讼被告的确定存有先天不足和缺乏根基的问题。

如果行政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或者是没有明确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的其他权益受到的损害，可能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的范围，也就得不到《行政诉讼法》的保护。至于其参与行政诉讼的方式，既可以由其申请参加，也可以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

但20年的行政诉讼实践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诸如行政诉讼目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类型、行政诉讼当事人、行政诉讼管辖、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等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也与整个中国行政法治的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亟待行政诉讼理论予以回应。在复议前置的情况下，复议申请期限的限制实际上剥夺了当事人取得司法救济的权利，从而在本质上破坏了当事人取得法律救济的时间机会应当一致的基本的法治原则。而第1项中乱罚款则是第7项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一种表现形式。凡是属于概括规定的范围又不属于明确列举排除的范围的，都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复议法》第9条规定的提起行政复议的期限为自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撤销诉讼是行政相对人对违法损害其利益的具体行政行为，请求法院予以撤销之行政诉讼。根据现在的受案标准，只有具体行政行为才能被纳入受案范围，而大量的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此外，法律上的利益还应当是通过诉讼值得保护的实质的利益。

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有关原告资格争议的案件。法院的维持判决显然削弱了行政诉讼在维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方面的目的。

[1]一个行为是针对普通公民，还是针对公务员，并不能改变行为的本质，更不应该成为法院排除司法裁判权的界限，应当将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于乙而言，仅仅具备了名义一个要素，也与职权、责任相分离。

另一方面，由于授权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不明确性或执法机关的不当利益驱动，被授权的行政组织逾越其权限行使权力，形成实际行使权限与法定权限的张力。另外，之前的行政主体研究关注于行政主体动态的外部变化，主要集中于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的职能转换、机关间的职能配置、行政主体的类型和相应的责任等问题。显然，这种制度构建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保护，也不利于行政组织的效率保障。[4]即，对法国、德国、日本行政主体理论进行引入，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发掘差异和不足之处，再以法、德、日的行政主体理论为理想模式对我国行政主体理论提出完善和构建性的思路。[12]既然行政机关最初的主观意思认定这是授权，在实践中一般是内设机构和派出机构自己来署名，也就不存在行政机关署名的情形，那么对于是否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行使了权力就只能是依据被委托机关具体行为过程中的其他表现来推断。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比如，当前我国行政主体的职权与责任两种要素的确定依据并不完全一致，主要体现在职权可以依据三定方案来确定，而责任则不能。

然而，在实践中如何确定一个行政组织是否具有权、名、责却一直存在诸多的困难。陈迎：《行政主体理论之评析》，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10期。

即国务院于1994年1月5日下发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列入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序列的通知》。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仍然需要通过推断来确定。

这一规则对于协调我国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之间的关系，促进公民权利包含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这一规则在我国目前行政组织法严重缺位的现实条件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4]如从薛刚凌的《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和《行政主体之再思考》到杨解君的《行政主体及其类型的理论界定与探索》，再到张树义的《行政主体研究》和《论行政主体》、李昕的《中外行政主体理论之比较分析》，直至沈岿的《重构行政主体范式的尝试》都是走的这么一条路径。在目前阶段，我国行政主体固有职权的范围一般依据宪法、行政组织法和各级政府的三定方案（定职能、定机构和定编制）来确定。

出处:《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 关键词: 行政主体/内在结构/权责一致/权利保护 关键词: 行政主体/内在结构/权责一致/权利保护 关键词: 行政主体/内在结构/权责一致/权利保护 进入专题： 行政主体 。对于该条的适用，该解释的起草者之一认为其前提是被委托机关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行使了行政权力。

[24]从上一级机关复议管辖的原则出发，我们无法确定行政主体（即复议被申请人）到底应为海淀区工商局还是某工商所（甲）。对于甲而言，它仅具备责任一个要素，与职权和名义相分离。

郎佩娟、陈明：《行政主体理论的现状、缺陷及其重构》，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5月。因为，国外的行政主体的确定基本上以分权为前提，而我国作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还缺乏一种真正的财政分权。

注释:[1]参见张树义：《行政主体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也就是说，对于超越授权种类和幅度范围的行政行为，被授权组织仍然要承担法定的责任。近期来的反思性研究论文主要有：薛刚凌：《我国行政主体之检讨》，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2]关于行政组织的研究始于我国行政法学产生之初，并伴随着其发展而不断深入。

行政主体这一概念最早来自王名扬教授的《法国行政法》（1988年）。[5]因而，我国在引入法国行政主体概念的时候，着重强调行政主体享有权力并因此独立地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一内涵。

目的是引入行政主体概念，这一阶段也可以说是介绍。其中蕴涵的一个进行分析的假设性前提是：以法、德、日行政主体理论为衡量的标尺。

超越授权幅度当然可以理解为超出法定授权范围，但是超越种类到底应属于超出法定授权范围还是无法律授权在法律解释上不无疑义。可见，在责任与名义相分离或冲突时，责任比名义更为重要。